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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4年7月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党政军群首脑机关从瑞金沙洲坝搬迁到云石山乡。当时，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形势非常严峻，为安全起见，各中央机关分散在云石山乡的各个村庄。其中，中共中央政治局驻扎在丰垅村马道口梁氏祠堂，中革军委驻扎在梅坑，中央政府则驻扎在云山古寺中。

丰垅村马道口梁氏祠堂，现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。在这里，中共中央讨论、决定、颁发了一系列军事和政治命令，见证了中央红军长征的艰难决策、秘密部署、伟大出发和浴血留守。1934年10月10日，中共中央、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从这里出发进行战略转移，开始长征。随即，在这里成立了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分局，和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，领导留守部队掩护主力突围转移，由此拉开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序幕。因此，丰垅村被誉为“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村”和“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策源地”。

1933年9月，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军事“围剿”，其中50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。由于“左”倾教条主义错误以及李德脱离实际的军事指挥，红军抛弃了历次反“围剿”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战术，推行“御敌于国门之外”的军事冒险主义，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打阵地战、堡垒战，以血肉之躯同敌人拼消耗，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，导致中央苏区日益缩小，党和红军面临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。

1934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，广昌、筠门岭、建宁、龙冈等地相继失守，中央苏区南北门户洞开。红军将士虽浴血顽强抵抗，但节节失利，陷入困境。到9月下旬，中央革命根据地仅存瑞金、会昌、雩都、兴国、宁都、石城、宁化、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，在根据地内打破敌人的“围剿”已经几乎没有可能。

1934年5月下旬，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“准备将我们的主力撤到另外一个战场”的决定，并将方案上报共产国际。6月16日共产国际复电，“我们完全赞成你们目前根据对形势的正确评价而实行的计划”，同时指出“如果说主力部队可能需要暂时撤离中央苏区，为其做准备是适宜的，那么这样做也只是为了撤出有生力量，使之免遭打击”。9月17日，博古致电共产国际，报告红军将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界地区撤退，并表示期待“这里不晚于9月底作出最后决定”。9月30日，共产国际正式复电“同意你们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”。

至此，经中央多次研究讨论，红军实行战略转移的决策最终正式确定。可见，红军长征的战略决策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而是经过了多层次反复商讨研究、逐步完善形成的，既是应对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的被迫无奈之举，又是审时度势、客观判断战争形势、在政治上实施战略主动的结果。

10月9日、10日，中革军委先后在瑞金发布《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》和《中革军委关于第一野战纵队撤离中央苏区的命令》，对红军战略转移的行动计划作了具体安排。其中，《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》具有红军长征的“总命令”，《中革军委关于第一野战纵队撤离中央苏区的命令》是执行这一命令的具体命令。为便于随军行动，中共中央、中央政府、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编为两个纵队，与红军主力第1、第3、第5、第8、第9军团，8.6万余人，共同组成战略转移的野战军。

第一野战纵队代号“红星”，由中革军委、红军总部和干部团组成，下辖四个梯队。第二野战纵队代号“红章”，由中共中央、中华苏维埃中央机关、后勤部队、卫生部门、总工会、青年团等组成。鉴于中央红军各部队正分散驻扎在中央苏区各地，从10月7日开始，中革军委陆续向红军第1、第3、第9、第8军团和中革军委直属机关部队下达撤离战场、集结补充的命令。

1934年10月10日晚，中共中央、中革军委率红一、红三、红五、红八、红九军团及中央、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.6万余人，从瑞金等地出发，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，开始长征。1935年11月5日，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，毛泽东在象鼻子湾对军委直属部队说：“从江西瑞金算起，我们走了一年多时间。我们每人开动两只脚，走了两万五千里。这是从来未有过的真正的长征。”